2018并非平平无奇，2018是一个有时间刻度与历史痕迹的年份。

       中国历来有逢“8”出大事的说法，比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公益元年。2018年没有大事件发生，但却是一系列大事件的交汇点。我的观感是：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在开启。

       之所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因为在2008-2018年间，中国公益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蓬勃生长的十年，有学者将这十年称为草根公益的“黄金时代”。但在2018年左右，“黄金时代”结束了。当然，并不是在2018年突然结束的，这有点像是一个时代的车轮，经历了刹车减速的过程。

       一个新时代无疑在开启。在踏入2019的门槛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中国政经格局的变化，以及那些真正掌控中国政经命脉的大佬们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度的提升。更多的跨界人士进入到公益慈善领域，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对现状是不满意的。

       比如说，马云。

       就在农历新年期间，在一个“马云要求必须公开的视频”中，马云对马云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于秀红说，要少跟其它公益机构去联系、交流。“中国很多机构染成了一大堆坏习惯，愤青、极端主义、天天忽悠，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我们取得的其中一个进步就是，走自己的路，慢慢摸索。”

       马云的言论代表了一种观点，即在许多跨界人士看来，公益的大方向是好的，但既有的“公益行业”是不足为鉴的，至少是无法有效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

       目前普遍的共识是，公益慈善领域自身就需要变革，或者说“迭代”，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公益界”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很大的江湖。

       在2008年以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原有三股势力，三个江湖：一是境外NGO；二是官办慈善体系；三是本土草根公益圈子。在最近10年，这个“公益江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境外NGO式微；官办慈善体系再兴；草根公益圈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机构进入了官办慈善的体系。与此同时，新势力在崛起，商业资本进入公益慈善领域，并在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2018的三个事件可窥见“公益江湖”的冰山一角：

       1“Metoo”运动

    “Metoo”对公益界的冲击过程我就不复述了，在我看来，这是2018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重大的事件。

       “Metoo”是一场社会运动，其行动纲领是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说出自身经历，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检举”，借网友的声浪来谴责“知名人士”。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性别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它直接冲击现行公益界的权力结构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其冲击力不在机构运行的层面，而是直指人心与价值观。人们从女性受侵而又长时间隐忍的故事中会反思：这种状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2018年初，此风潮在中国兴起，各界别均有名人“落马”，但对公益界的冲击却是最大的。众所周知，公益界不同于政府、公司、高校，这个领域不具有诸如权力、资本、学术权威等强势资源，凝聚人心主要靠道德感召力。一旦道德的基石出现了裂痕，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追随者的信念。

       “Metoo”运动给本已摇摇欲坠的草根公益圈以致命一击。就如一位资深公益人所说，本来虽处境艰难，但大家心中的一股气还在，如今，这股气被冲散了。

       当然，“Metoo”运动是复杂的，有人利用社会情绪对夙敌发动打击，那是不足为怪的。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Metoo”并未在公益慈善领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呼应。这本该是一个倡导进步价值观的良机，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是出于一种“家丑不外扬”的考虑，也许是对复杂情势没有把握，主流公益界普遍倾向于对“Metoo”作冷处理，其行业保护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2黑土麦田事件

    若说“Metoo”运动只是冲击了草根公益圈，那领军型的公益机构表现又如何呢？黑土麦田事件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窗口。

       2018年6月，秦玥飞刚从爱佑慈善基金会接过象征“公益领袖”的奖杯与高达100万元的奖金。8月，黑土麦田公益即爆发激烈“宫斗”，前员工连续发文，从项目业绩、项目管理、项目财务、个人作风等多方面，对黑麦机构及其首席执行官秦玥飞提出尖锐质疑。

       在我看来，黑麦事件的本质是一次劳资纠纷，秦玥飞本人并无明显的财务问题（尽管有当事人不太认同这一看法）。但是，黑土麦田在内乱中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是事实。

       从事后复盘的角度上看，黑麦在未验证其模式的有效性之前，就开始“大干快上”，这是一个很业余的，拔苗助长式的战略错误。从黑麦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部分社会创业者、公益投资者太着急了；二、即便是目前国内比较领先的基金会，他们对项目的判断能力仍然有待提高。

       3王凤雅事件

       王凤雅事件有着更强的“江湖性”，此事与主流公益界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在公众眼里，却有可能是2018年里知晓度最高的“公益事件”。

       王凤雅是一名患有眼癌的河南三岁女童，于2018年5月去世。在治病期间，有志愿者介入帮忙，但诡异的是，在救治过程中，志愿者与王家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有一位名为陈岚的“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当地警方，控告女童疑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并质疑王家人诈捐、恶意断绝孩子饮食。后来，警方介入调查，志愿者的指控未获证实。2018年9月，王凤雅家属起诉陈岚名誉权纠纷在法院立案。

       这一事件情节离奇，冲突强烈，吸引了大量媒体与公众的眼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公益江湖，与一群疯魔的志愿者。在吃瓜群众的眼中，“公益界”的形象大概不会好。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是：如今的公益江湖鱼龙混杂，有三教九流，早已脱离了当初“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所设下的发展轨道。

       站在“十年”的节点上，我对“公益界”的观感有三：

一、有一定发展，但发展速度跟不上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

二、做出了努力，但缺乏有感召力的新方法；

三、尝试过调整，但没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中找准自己的角色。

       展望2019，我觉得中国公益界已经到了不得不变，不变即淘汰的关口了。因为新力量进来了，他们大大扩展了公益慈善领域的覆盖面与想象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把商业作为社会变革推动力”（business as a force for good）。

       我有时也用“商业向善”的说法，但总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问题，说商业向善，很容易让人觉得我们要推动原来“不善”的商业做好事。但我其实想表达的是，商业是一种无善无恶的工具，有着非常大的能量，为善为恶全看行动者的本心，而目前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一工具来推动社会变革。

       我举三个案例：

        1中和农信

       中和农信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其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部”，这是从NGO内部孵化的、一个“根正苗红”的公益项目。

       2008年，中和农信转制为公司。2018年11月，中和农信宣布完成6亿元C轮融资。本轮融资结束后，中和农信的第一、第二大股东是蚂蚁金服、睿思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已退居第三，这意味着中和农信完成了商业化转型。

       转型后的中和农信非但没有偏离其社会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强：在2009年，中和农信发放贷款不足3亿，但在2015年，这个数字增至41亿。截至2018年11月，中和农信的客户中，农户占比92%，女性客户占比62%，其客户大多是难以从其他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群体。

       举中和农信的案例，我想说的是，在社会改良的过程中，我们不乏漂亮的理论，但关键是，如何真正“做到”？做到的，才是牛逼的。

       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个趋势：NGO的商业化转型是一个大方向，黑土麦田虽然失败了，但不代表其他人不会尝试。因为在中国，商业化的机构能动员的能量比非营利机构大多了，受到的束缚也少多了。

       2水滴筹

       在过去的几年间，新经济对公益慈善领域的开拓非常迅猛。以水滴筹为例，这家在2016年5月才上线、为网民（尤其是大病患者家属）提供线上募款平台的创业公司，在2018年9月，付费用户数突破1.6亿，总注册用户数突破5.5亿。同年，水滴筹入围了第二批由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

       一个有趣的小数据是，在成立仅两年多的时间里，水滴筹筹款总额突破80亿，这比起公益慈善领域的主要筹款阵地“99公益日”4年的筹款总额（35.55亿）的两倍还多。尽管这两者对社会、行业的意义有所不同，但新经济的“生猛”由此亦可见一斑。

       水滴筹，以及类似的轻松筹、爱心筹平台并非没有问题，这些处于野蛮生长期的创业公司问题必然不少，但又谁能否认他们的潜力？他们是否能成为一个改造社会的正向力量，只在他们自身的选择与社会的引导。

       有人也许质疑他们的动机，认为逐利的商业公司终究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人民群众只要解决问题，他们并不在乎是哪个部门干的。

       3阿里

       近年来，腾讯、阿里、万达、平安等大公司均在公益慈善领域砸出大手笔，其中口碑最好的是腾讯的“99公益日”。但在2018年，更出彩的是阿里。

       2017年12月，阿里宣布未来5年，将在生态、电商、教育、女性、健康5大领域投入100亿元脱贫。此举诚然是在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但阿里的作为却绝不仅仅是表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举集团之力，将公益与商业作了深度结合。

       阿里推出了很多创新举措，比如打造“网红+县长（村干部）+明星”的“直播模式”，帮助贫困县卖农产品。但在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630亿元。其中，超过100个贫困县网络销售额达到或超过1亿元。

       阿里的行动理论也趋于成型，马云在脱贫报告会上“金句”频出，比如“扶贫是政府的责任，而致富是企业的责任。政府是左手，企业是右手，只有左右手联合起来才有可能解決这样的问题。”

       话说回来，近年来在公益慈善领域一掷千金的富豪并不在少数，但也不是每人都能善始善终。

       在2017年里，最耀眼的慈善富豪是东方园林的何巧女，她多次承诺将捐赠部分股票和巨额现金用于公益。有媒体估算过，近几年其承诺的捐赠，总值超过180亿元。但是，2018年，由于深陷债务危机，东方园林在5个月内股价跌去近60%，何巧女180亿捐赠承诺能否兑现成疑。这一案例告诉我们，企业家的“豪捐”有其脆弱性，我们在叫好的同时，也应有所保留。

       我大胆作个预测：2019年往后，以互联网公司为首的新经济将逐步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领导力量，但具体的发生形式将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

       简单来说，就是旧的模式跟不上时代了，但谁能引领新时代不好说。

       因此，我建议有意在公益慈善领域继续深耕的从业者、投资者，要主动打破边界，拥抱未知，发现同路人。（作者：黎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