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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腊英，是山西高平市伯方村一位普通的农家女。但她又很不普通，“我到北京参加过十几次表彰大会，和习近平总书记握过三次手。”
毕腊英是党的十八大代表、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过全国扶贫贡献奖、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走进毕腊英的家中，满墙都是她参加各种大会的照片，柜子上奖杯林立，柜子里荣誉证书满满当当。沙发还是六年前记者采访她时的沙发，与荣誉证书作伴的，还是那台破旧的电视机。
毕腊英，因为30年矢志不渝坚持捐资助学广为人知。
父亲是毕腊英的入党引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的父亲毕生才通过磨粉养猪先富起来后，走上了捐资助学之路。1992年，父亲因车祸罹难，倾其一生无偿资助了25名家庭贫困大学生。父亲走后，毕腊英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走上了捐资助学的道路。
1993年，毕腊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两年后，她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时，我们村党支部有60多名党员，5名女党员，我是党员中年龄最小的。”
入了党，更得好好干了。
毕腊英继续磨粉，喂猪挣钱。“要想好，你就要起够360个早。”记着奶奶的话，为了多挣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推着平车拉清水、接浑水，磨粉、过滤、沉淀、烘干、拌食、出圈、喂猪。磨粉和喂猪都是体力活，为了节省成本，她舍不得雇佣帮工，所有活儿都是夫妻俩自己干。有人替她概算过，猪场有100多头猪，每天要磨300公斤玉米，给猪喂食至少要来回舀7000多瓢。老百姓常说，“腊英的钱是一勺一瓢舀出来的，她捐的不是钱，是一滴滴血汗！”
就是靠这样的血汗钱，30年来，她先后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奖励基金会、助学基金会，累计捐资40余万元，奖励、资助学生千余名。然而多年来，毕腊英从不主动联系被资助学生，也不愿和他们见面，她希望用这种方式维护孩子们的自尊心。但爱是会传递的。这些年，有不少被她资助的学生希望和她见面，回馈她的帮助之情，可都被毕腊英一一谢绝了。
2006年，她被评为晋城市优秀共产党员；
2011年，她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2021年3月，山西省公示1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对象，她是其中之一。
“党给了我多大的荣誉呀，我才做了一点啥。”毕腊英总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多年来，她时时对照，事事对照，尤其是和父亲对照，到底做得好不好？符合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伯方村的时任党支部书记暴长胜和主任常保国，现在村党支部书记已换了五任，每任提到毕腊英，没有不翘大拇指的。
毕腊英的家里，有一幅写着“勤俭持家 吃亏是福”的牌匾，这8个字，就是她们的家风。
“从我记事起，家里老人就常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小时候，我家的房屋都是党给分的。”毕腊英对自己的孩子常说的话也是，党的政策让我们越来越富，你们下一辈更要懂得勤俭二字，多做善事。打记事起，两个女儿就没有穿过合身的衣服，因为毕腊英每次都故意买的大码，只为了能让俩姑娘多穿几年。“说起我的妈妈，印象最深的就是抠门。”毕腊英的小女儿毕欢说，“当年我家每年卖一二百头猪，却舍不得割几次肉吃。六岁的时候妈妈第一次去北京开会，我和姐姐叫妈妈给我们带点儿香蕉吃，可她回到家时，除了荣誉证书和会议资料，什么也没有。她说香蕉太贵，还不如省下钱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买本书有用。我俩伤心地大哭了一场。长大后我们也慢慢地理解了她，为她感到自豪。”
毕腊英的名字家喻户晓，十里八乡善名远播。但她也有自己的难处——她最怕邻居亲戚请她帮忙办一些“难为事”。“腊英，帮俺家孩子找个工作吧？”“帮俺们说说，不用卡那么严，发个执照吧？”每当此时，她就很难为，自家的事，她从没有找过一个领导！不合规矩的事，她从没有找过一个领导！入党之时，我就向党宣誓，作过保证，只为党分忧，绝不给党找麻烦。“要猪，我给你一头；缺钱，我给你二百；但不合规矩的事，我绝不向组织开口！”
毕腊英没有停下捐资助学的脚步。现在的毕腊英，主要精力放在家里的6亩玉米地上，除去成本，每年能收入五六千元。再加上丈夫每月打工收入的1000多元，这就是老两口的全部收入。便是如此，从这些微薄收入中，毕腊英还能“抠”出钱注入教育基金会。“有多少钱，投多少钱，活一年，投一年。”
伯方小学校长冯泰山说：“毕大姐虽然不养猪了，现在也快60岁了，但是她一有时间就会来村小学做义工，还利用闲置的教室建起了道德教育书屋。毕大姐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道德模范、党员榜样。”
毕腊英
马化腾
陶斯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