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职责划入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改设在民政部，强化其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职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机构调整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完善、重组老龄工作体制机制体现了国家对老龄工作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同时更强化统筹和顶层设计，“关注全体老年人享有的基本养老服务，必须统筹规划，集中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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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步入中年的独生子女一代而言，当前最大的担心莫过于，父母一天天老去，一旦生病需要时刻守护照料，却找不到人来帮自己。

　　“十四五”时期，预计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目前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已高达4000万。中国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养老不仅是家事，亦是国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每年全国两会上，养老问题都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专业化的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于春水关注到，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对老龄工作体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将多个部门的多项职能划归民政部，他认为这将有助于理顺老龄工作的职能，提高管理效能。

　　“老龄工作是一项综合职能，涵盖了方方面面。”他认为，“政府管理体系设置以‘集中力量把事情做成’为导向，整合利用好各方面资源，着力解决一些重点难点问题。”

我国平均每个养老机构拥有的合格专业护理人员不足1人

　　去年从一家养老机构辞职的赵萍萍，如今在天津一家三甲医院住院部做24小时护工，负责一对一看护住院患者。她告诉记者，“这比在养老院干轻松多了，收入也高了。”

　　在养老院工作时，她一个人要负责10多位老人的日常照护，一个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工作累，收入低，谁愿意干？”她身边很多同行先后从养老院辞职了。

　　连续多年关注养老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丁梅也注意到这个日益凸显的问题——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正在快速流失。

　　过去一年，她调研走访了大量养老机构发现，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经历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养老机构缺钱、缺人的状况愈发严重。

　　过去几年，养老机构在环境改造、设施设备、人力资源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和成本。而由于受疫情影响，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减少，床位使用率降低，养老机构的收入降低，资金压力陡增。一项调研发现，80%的养老机构在亏本。

　　一些养老机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丁梅，因为付不起高工资，留不住护理员成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

　　“将心比心，从事这个行业要承受的压力，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丁梅在养老院与护理人员交流时，切实感受到他们承受的巨大压力。

　　如今不少养老机构为了保证老人健康，依然采取封闭或半封闭管理，不少老人情绪不稳定，甚至会打骂护理人员，需要护理人员花费更大的力气和精力去抚慰照料老人。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繁重、身心压力大、收入偏低，护理人员流失严重。

　　养老护理人员长期短缺，直接导致管理质量和服务品质下降，如此又会影响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进而造成机构运转困难，难以为护理人员提供合理的薪资，“这样一来形成了恶性循环。”丁梅说。

　　今年全国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在国内多个省份展开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养老机构拥有的合格专业护理人员还不足1人。

　　在北京地区，专业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收入平均每月只有3000元左右，在四川部分地区甚至只有1000元左右。而这些养老护理人员大多是来自农村或城市郊区的中老年妇女。

　　郑功成认为，制约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很多，而护理人员收入低导致队伍不稳、人员不足、服务不良是根本原因。

“花了高价却买不到称心的服务”

　　“今年春节，涨到500元一天，都请不到护工。”市民韩岩的父亲瘫痪在床，时刻需要有人看护。他咨询过几家养老机构，都表示这样的失能老人“收不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护工请到家里，每月费用7000元。今年春节，护工提出要请假回家过年，韩岩和家人不仅为其准备了往返的机票，还包了数千元的大红包，“生怕人家不回来了！”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很多一线大城市，24小时护工的日薪大约在200元-350元。也有不少人抱怨，“花了高价却买不到称心的服务”。

　　于春水认为，居家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对老人看护照料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子女也无法安心工作。然而眼下，养老机构供给不足，而居家养老护理人员队伍远不能满足我国居家养老的刚需。

　　当前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是，养老护理相关专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大多不愿意从事与护理相关的职业。目前从事居家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多为下岗职工或农民工，“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专业技能不高，多数没有专业资质，难以开展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较高层次的服务。”

　　郑功成建议政策制定要注意“两个倾斜”：向护理失能老人的护理人员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的护理人员倾斜。

　　“年老失能几乎是所有人的最大后顾之忧，在老年人群体中最需要照顾的是失能老人。”他说，为失能老人服务的护理人员，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他们不仅需要护理专业技能，还需要有子女之情、人文关怀之情。因此，政府应当支持养老服务业的护理型养老机构，支持专业护理人员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公共投入等应当向他们倾斜。同时，中央与省两级的公共资源还应当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养老护理干得好，理应得到全社会尊重

　　去年，26岁的四川小伙儿王程以养老护理员的身份作为重点引进人才落户上海。这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价值导向——年轻人干养老护理，同样能拥有美好未来。

　　“这是一种职业尊荣感。”丁梅说，过去3年抗疫，医疗卫生系统的白衣战士冲锋陷阵，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可很多长期在养老院工作的护理人员，为守护老人的健康默默做了很多，但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丁梅在调研中了解到，学护理的年轻人都愿意去医院工作而不愿去养老院，除了薪酬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遇到了职业天花板，“一个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没法评职称，看不到发展空间。”

　　“行行出状元，养老护理干得好，也应该能评劳模，受到全社会应有的尊重。”丁梅说。

　　她建议鼓励各地出台机构员工成本运营补贴措施，将养老机构纳入重点机构紧缺急需人才用人单位，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在落户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加强对养老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拓展职业成长渠道，加强职业尊荣感。

　　今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谈到，除了增加养老护理员工资外，一些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和社会力量的投入，都有助于推动养老问题的解决。

　　丁梅认为应该建立更多“小老人互助”的机制，发挥那些刚退休不久、身体较好的老年人力量，到养老机构做志愿服务，或是在社区为年长的老人服务，积累志愿时长，等将来自己有需要时可以兑换相应的服务。

　　丁梅在一些养老院走访中发现，这种互助机制能够很大程度上纾解老人的情绪，“不同的志愿者会给老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有助于打破他们固化的社交状态”。

　　郑功成也赞同这种尝试。他认为，应该支持邻里互助、亲友相济。对照顾老年父母、祖父母的家庭成员给予相应的支持，应纳入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总体框架，给予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

　　“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郑功成说，在老龄化不可逆转地向深度发展过程中，解决了养老服务问题就是解决了最大的民生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