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来自于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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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圣湖指的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山和玛膀雍措，藏民给王秋杨起的名字“冈措”也是一样的意思。2003年的一次西藏旅行，她看到了住在废墟上的孩子，决定成立北京苹果基金会，关注他们的幸福。这一做就是8年，如今，这个脱离商业的“苹果”已经成为面向藏区规模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她的另一个身份——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
为了废墟上读书的孩子选择阿里
记者：苹果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西藏阿里？
王秋杨：2003年我自驾去西藏阿里，目的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原生态考察员，一路上，只要远远看到一面五星红旗，我就停下车进去看看。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寒雪域。
记者：在您帮扶阿里之前，那里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王秋杨：当时，巴嘎乡就像被原子弹炸过一样，到处是废墟，没有树也没有草，乡民们早就已经迁走了。但在废墟上我看到一面国旗，朗朗读书声就从废墟里传出来。这所学校因为经费的原因，一直苦苦等着搬迁，所有的孩子都住在废墟中，水和电都成问题。我去了学生宿舍，孩子们大多来自牧区，正在午睡的孩子们有好几个人挤在一个破被窝里，女孩儿们头发粘在一起，她们已经很久没洗过澡了，一地的小鞋，没有一只是不破的。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我丈夫张宝全，决定在这里投入1000万元，建立4所学校。
不满大型基金会促使自己做项目
记者：很多企业都选择与大型基金会合作，你为什么没选择相同的方式？
王秋杨：我要求比较高，对他们做的项目不满意。一方面，我希望在阿里做公益，可当时，没有几个公募型基金会在那里做；另一方面，有很多大的机构捐助希望工程建立学校，但都没有针对性，选址等最基本的事情都成问题，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做了。
开始，我有心无力，因为没有国家政策，2004年国家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做这样的事情，这也表现了国家对这种行为的认可和鼓励，也是一种机遇。
记者：成立基金会后发现特别艰难？
王秋杨：是，我就没想到有这么难。在2003年帮扶巴嘎乡完小之前，我就在阿里做公益，但个人做很不正规，特别感性，还是需要一个成熟专业的组织来执行。但在2004年，几乎没有人懂这些，我们只能看看国外组织和机构如何做。
记者：怎么选择基金会成员？
王秋杨：基金会的同事们很了不起，到现在正式编制的员工只有4个，加上志愿者也就10个人。以前苹果学校施工，需要派工程人员过去，学校的位置海拔一般都在4700米，人家一听说到那里工作，吓得都会血压升高，确实不好招。
我们一般面向社会招募基金会专职人员，但并非所有志向的人都录取，对这些人就两条要求，一要热爱公益事业，二是身体要行，具备这两点就可以到基金会工作了。不一定要求他们长期在阿里，只要他们生命中有一段时光，能从事这样一个事业，完成他们的一个理想，就足够了。
独创“军地民”合作公益方式
记者：您是如何得到当地人的信任？
王秋杨：刚到西藏时，我特别头疼，明明是我捐的钱，一些当地官员却从捐款里希望谋取个人利益，办事效率特别糟。后来我想到有项目的地方一般都会有驻军，军队可以帮我管理监督，我就与军队签协议，建立共管账户，理清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金关系。
后来，部队还能帮我免费运输一些药品，帮我解决了运费高的问题。其实很多东西是无法用货币去衡量。通过军队、地方政府、民间的三方协作，使得权力互相制衡，资金运转更加透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慈善组织”这种传统二元结构中的正面冲突出现。
记者：当地人对公益项目有什么看法？
王秋杨：在当地，我们认为孩子没有教育就不能有更好的发展，但对于当地来说，一些母亲还是会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习，回家放羊。她还会问我，能保证孩子上学后就当上村长吗？我不敢保证。
我走到一些偏远地区，还能看到标语“每个村都要让娃上学”，如果孩子们不上学，村里就会把家里的羊抓走，上学后就把羊归还。这样的做法一定不行，学校建得有意思、有好处，孩子们才会去。
记者：现在转换了方式？
王秋杨：我们逐步把项目转变成职业教育，比如藏医学院，我们跟卫生局合办发中专文凭，当个村医服务本乡。除了干部乡长，牧业、农业，他们现在还能多一个选择。现在，到阿里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想培训一些旅游服务人员。
希望更多企业投身公益领域
记者：基金会相比其他组织来说最幸运的是背靠今典集团这棵大树。
王秋杨：是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兴建苹果学校和苹果基金会运行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今典集团。2003年集团就为西藏投入2000万，此后每一年今典集团都会为苹果基金会投入500万至700万元人民币，甚至连苹果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也位于今典集团的二十二院街。随着基金会的发展，现在项目资金来源也开始变得多样化：比如我们与工商银行合作了流动体检车项目，和当当网合作了图书室项目，与门户网站合建了玉树的急救中心。
我其实更希望未来今典集团只是一个发起人，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每年投入固定的资金，以前基金会只注重教育和医学两方面，现在又加入了环保和文化，未来我希望能做经书的保护。我都已经嫌帮扶的面太广了，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把这个基金会做得更开放一些，对整个公益环境的良性发展更有利。
公益风波或成发展机会
记者：最近公益界负面事件较多，对苹果影响大吗？
王秋杨：影响并不大，这些问题更多是针对公募基金会，我觉得，大型公募基金会显得更官僚，机构更强大，结构更复杂，“脑”和“手”的距离更长。近期的公益风波，也许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本来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以大欺小，每个社会组织都应该有自己所擅长、自己想表达的、最想做的事情；只要倾心倾力地做好事情，在公信力方面，即使再小的社会公益组织，哪怕是草根，人们也会很愿意跟他合作，人们观察最多的还是组织的诚恳度。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公益组织形成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要想达到国外那个管理水平、规模以及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有一些这样的波折，包括民众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愤愤然，也一定会有助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会有好处。
大型公募基金会显得更官僚，机构更强大，结构更复杂，“脑”和“手”的距离更长。
——王秋杨
■人物简介
王秋杨出生于军人家庭，当兵8年。
1993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北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
2004年，由王秋杨创立并任理事长的苹果基金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王秋杨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地球三个坐标：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南、北极极点)，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
为了废墟上读书的孩子选择阿里
记者：苹果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西藏阿里？
王秋杨：2003年我自驾去西藏阿里，目的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原生态考察员，一路上，只要远远看到一面五星红旗，我就停下车进去看看。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寒雪域。
记者：在您帮扶阿里之前，那里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王秋杨：当时，巴嘎乡就像被原子弹炸过一样，到处是废墟，没有树也没有草，乡民们早就已经迁走了。但在废墟上我看到一面国旗，朗朗读书声就从废墟里传出来。这所学校因为经费的原因，一直苦苦等着搬迁，所有的孩子都住在废墟中，水和电都成问题。我去了学生宿舍，孩子们大多来自牧区，正在午睡的孩子们有好几个人挤在一个破被窝里，女孩儿们头发粘在一起，她们已经很久没洗过澡了，一地的小鞋，没有一只是不破的。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我丈夫张宝全，决定在这里投入1000万元，建立4所学校。
不满大型基金会促使自己做项目
记者：很多企业都选择与大型基金会合作，你为什么没选择相同的方式？
王秋杨：我要求比较高，对他们做的项目不满意。一方面，我希望在阿里做公益，可当时，没有几个公募型基金会在那里做；另一方面，有很多大的机构捐助希望工程建立学校，但都没有针对性，选址等最基本的事情都成问题，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做了。
开始，我有心无力，因为没有国家政策，2004年国家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做这样的事情，这也表现了国家对这种行为的认可和鼓励，也是一种机遇。
记者：成立基金会后发现特别艰难？
王秋杨：是，我就没想到有这么难。在2003年帮扶巴嘎乡完小之前，我就在阿里做公益，但个人做很不正规，特别感性，还是需要一个成熟专业的组织来执行。但在2004年，几乎没有人懂这些，我们只能看看国外组织和机构如何做。
记者：怎么选择基金会成员？
王秋杨：基金会的同事们很了不起，到现在正式编制的员工只有4个，加上志愿者也就10个人。以前苹果学校施工，需要派工程人员过去，学校的位置海拔一般都在4700米，人家一听说到那里工作，吓得都会血压升高，确实不好招。
我们一般面向社会招募基金会专职人员，但并非所有志向的人都录取，对这些人就两条要求，一要热爱公益事业，二是身体要行，具备这两点就可以到基金会工作了。不一定要求他们长期在阿里，只要他们生命中有一段时光，能从事这样一个事业，完成他们的一个理想，就足够了。
独创“军地民”合作公益方式
记者：您是如何得到当地人的信任？
王秋杨：刚到西藏时，我特别头疼，明明是我捐的钱，一些当地官员却从捐款里希望谋取个人利益，办事效率特别糟。后来我想到有项目的地方一般都会有驻军，军队可以帮我管理监督，我就与军队签协议，建立共管账户，理清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金关系。
后来，部队还能帮我免费运输一些药品，帮我解决了运费高的问题。其实很多东西是无法用货币去衡量。通过军队、地方政府、民间的三方协作，使得权力互相制衡，资金运转更加透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慈善组织”这种传统二元结构中的正面冲突出现。
记者：当地人对公益项目有什么看法？
王秋杨：在当地，我们认为孩子没有教育就不能有更好的发展，但对于当地来说，一些母亲还是会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习，回家放羊。她还会问我，能保证孩子上学后就当上村长吗？我不敢保证。
我走到一些偏远地区，还能看到标语“每个村都要让娃上学”，如果孩子们不上学，村里就会把家里的羊抓走，上学后就把羊归还。这样的做法一定不行，学校建得有意思、有好处，孩子们才会去。
记者：现在转换了方式？
王秋杨：我们逐步把项目转变成职业教育，比如藏医学院，我们跟卫生局合办发中专文凭，当个村医服务本乡。除了干部乡长，牧业、农业，他们现在还能多一个选择。现在，到阿里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想培训一些旅游服务人员。
希望更多企业投身公益领域
记者：基金会相比其他组织来说最幸运的是背靠今典集团这棵大树。
王秋杨：是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兴建苹果学校和苹果基金会运行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今典集团。2003年集团就为西藏投入2000万，此后每一年今典集团都会为苹果基金会投入500万至700万元人民币，甚至连苹果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也位于今典集团的二十二院街。随着基金会的发展，现在项目资金来源也开始变得多样化：比如我们与工商银行合作了流动体检车项目，和当当网合作了图书室项目，与门户网站合建了玉树的急救中心。
我其实更希望未来今典集团只是一个发起人，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每年投入固定的资金，以前基金会只注重教育和医学两方面，现在又加入了环保和文化，未来我希望能做经书的保护。我都已经嫌帮扶的面太广了，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把这个基金会做得更开放一些，对整个公益环境的良性发展更有利。
公益风波或成发展机会
记者：最近公益界负面事件较多，对苹果影响大吗？
王秋杨：影响并不大，这些问题更多是针对公募基金会，我觉得，大型公募基金会显得更官僚，机构更强大，结构更复杂，“脑”和“手”的距离更长。近期的公益风波，也许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本来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以大欺小，每个社会组织都应该有自己所擅长、自己想表达的、最想做的事情；只要倾心倾力地做好事情，在公信力方面，即使再小的社会公益组织，哪怕是草根，人们也会很愿意跟他合作，人们观察最多的还是组织的诚恳度。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公益组织形成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要想达到国外那个管理水平、规模以及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有一些这样的波折，包括民众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愤愤然，也一定会有助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会有好处。
大型公募基金会显得更官僚，机构更强大，结构更复杂，“脑”和“手”的距离更长。
——王秋杨
■人物简介
王秋杨出生于军人家庭，当兵8年。
1993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北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
2004年，由王秋杨创立并任理事长的苹果基金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王秋杨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地球三个坐标：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南、北极极点)，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
本文来源：晋城公益网 责任编辑：晋城公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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